沂蒙新春 1977年 苏 勇 王沂东

拜年 1955年 吴 休

　　中国艺术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内容，其中包括与新年相关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如年画以及各种新年装饰。

　　年画，是为迎接新年的一种特别的奉献。古往今来，以木刻版画为主体的年画，新年时涌进各家各户，这种习俗的代代承传，累积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俗文化。其中以福禄寿喜等吉祥寓意为主题的年画题材，成为千古不移的一种期盼。20世纪以后，年画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题材到形式都有着不同于过去的表现，并呈现出时代的特色。其中，以海派为代表的新的年画样式，不仅仅因为年画和商业的结合而出现了新的气象，也表现为与西方绘画结合而显现出新的面貌，尤其是以炭精擦笔年画为代表的新方式，以写实的大美人成为新型年画的代表。这是从寓意到审美的变化，是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不同，因此新年画成为20世纪以来文化变革中的最重要的代表。

　　20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变化还表现在年画与社会发生了紧密的关联，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艺术发展为代表。在革命根据地，用为社会服务的新思维去改造旧的艺术，正是以年画为突破口获得了成功，并形成传统。不管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不管在延安，还是在其它根据地或解放区，新的年画成为与共产党文艺思想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这个时期根据地物质条件匮乏，年画用木刻的方式表现，很简朴，无法与上海那些擦笔的胶印年画相比，但其表现内容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根据地大受欢迎。当然，这与以胡一川、罗工柳、杨筠、彦涵、古元等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他们开创了新年画在艺术表现上的新模式，使年画的题材内容突破了以前的规范，走向了为社会服务的新道路。

　　这个时期的解放区绘画还出现了表现新年、表现新春气象的新题材，这些作品以表现拜年的图像成为与新年相关的现实图景。古元的《秧歌队拜年》、苏光的《拜年》以及林军的《医院春节》等，都是这一时期根据地新年的写照。到20世纪下半叶，这类题材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不仅有向人民拜年，还有给领袖拜年，以及领袖与人民共度新年的内容。其中表现延安时期拜年的盛大场景，有1962年沙更世的年画《给毛主席拜年》，上世纪70年代由陕西美术创作组创作的《延安新村》，以及高民生、蔡亮、张自嶷的《枣园来了秧歌队》，都把这一题材推向了高潮。尽管70年代的作品有了更多装饰性的语言，而且时代特色更为显著，但把与新年相关的喜庆氛围都渲染到了极致。到了70年代后期，苏勇、王沂东的油画《沂蒙新春》，同样是表现根据地人民和八路军之间的关系。画中八路军为老乡贴春联的场景，气氛热烈，表现出“军民鱼水情”这一时代涵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管是1955年吴休的年画《拜年》所表现的基层群众家庭的拜年场景，还是用其它方式来表现拜年或与新年相关的内容，或是用不同的艺术语言去表现春节的欢腾景象，都把这一时期与新年相关联的内容表现得丰富多彩。

　　1953年，天津画家刘子久创作的《给军属拜年》是同类题材中比较优秀的代表作品。画上有题跋：“山村雪霁后，万象又一新。军属真荣耀，同来贺新春。”这是该画的主题，表现了山村雪后、欢庆新年的景象。这是典型的有着雪景寒林的北方山村。在军属的院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的人群，与来自四面八方走向军属家路上的乡亲，构成了山村新年中最为朴素的慰问军属的景象。画面中阴沉的天空与雪山的呼应，表现了雪后的寒冷；而这一寒冷又与“给军属拜年”和“贺新春”的热烈形成了对比。无疑，它是这一时期比较流行的“拥军优属”题材，而表现“拥军优属”的最重要时刻就是新年前后的各种活动。

　　在这种表现拜年或与新年相关的绘画创作中，还有《春节走亲戚》《春节组曲》等，虽然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但同样也表现了与春节相关联的新中国的时代特色。

　　在20世纪的历史图像中，不管是新年，还是拜年，绘画中与新年相关的各种题材内容的丰富表现，都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农历新年中的中国风尚，以及艺术表现中的中国风格。尽管这种风尚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风尚，但是依然传续了中国传统年节礼仪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也是表现以新年中的“新”为主要特征的图像。这些作品把1949年以来新中国绘画中的人民性的表达，用最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这样的表现有不同，有差异，可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映照的历史图像中，与时代紧密关联的一些内容，正如同1958年的年画《春节大联欢》所表现的西安城内的场景那样。《春节大联欢》作为一个特别的内容，是与时代相关的新年画以及新中国表现新年的各种图像的发展，是记录20世纪年节中的特别的内容，是围绕着新年的这一特别内容的一种特别的创作。

　　回看这些历史图像，再看看身边正在发生的年俗以及艺术的表现，不仅过去图像中的表现已经成为历史，而且图像本身也已经成为历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