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时代递交的文学报告
编者按：自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广大作家艺术家怀着崇高的使命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精益求精，推出的一批文艺作品主旋律高昂、正能量充沛，彰显着中国精神与时代力量。其中，报告文学作家倾心聆听时代发展足音，着力聚焦新时代涌现出的新人新事，为时代的发展进程留下文学的鲜活记录。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三周年之际，本版集中推荐三部报告文学作品，它们有的重点关注强军建设过程中的感人故事，有的状写英模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先进事迹，有的定格国家重大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生动瞬间，都属于向时代递交的文学报告。
对现实生活的敏锐反应
——读中短篇报告文学集《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
2017年7月8日，一名香港市民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模仿“航母STYLE”动作。当日，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香港开始向公众开放。新华社记者 秦晴摄
1.在我的阅读经验里，21世纪以来，冠以长篇报告文学，或曰纪实文学，抑或非虚构文学的作品大有增长之势。有多部非虚构文学历数年而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中短篇报告文学显然没有这么幸运，这有点儿近似中短篇小说。名家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拥有数量可观的拥趸；同样是名家的中短篇小说，阅读者的数量就相差甚远。这其中的奥妙是否与几十年来一直强势的电视连续剧的影响有关？回望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新时期”文学之初，中短篇小说可是文学的主体，风光无限。在某种意义上说，电视连续剧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人们已经习惯阅读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或者人物的命运，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短篇小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中短篇报告文学当然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黄传会是报告文学大家，写了很多长篇报告文学，影响广泛，他当然深谙此理。但他为何还写了不少中短篇报告文学，并且出版了这本名为《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中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精选集呢？我以为，这无疑彰显了黄传会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使命感，以及他对中短篇报告文学独特价值与意义的别样理解。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不同之处尤为显明。
2.中短篇报告文学，尤其是短篇报告文学，一定是瞬间灵感的产物；或者是一个事件、一个细节、一句话、一个构思、一个标题甚至一个画面，便足以打动作家，并激发起他的创作冲动。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就是突发事件，让作家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采访；或者从新闻的时效考虑，作品需要早日面世。这两方面是中短篇报告文学独特价值与意义的核心所在。
虽然未曾经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我知道那个年代曾经倡导过文艺的“轻骑兵”，号召广大作家及时用笔、用情去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当时不少作家真是有如一支文学的“轻骑兵”，并运用“轻骑兵”的文学样式，如通讯、特写、散文、中短篇小说等，迅速地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其中不乏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传世之作。1951年4月11日魏巍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反映志愿军动人风采和感人事迹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它的影响力哪里是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比拟的？可以想象，这时的作家不会为写作的纯文学价值与意义所纠结，他们只可能有一种信念，就是尽快地将各条战线上英雄们的事迹和形象描述出来，告诉给广大读者，为他们提供思想和精神的动力。我以为，当下的文学特别缺少上述那样一种时代精神，一种真正地近距离介入生活的欲望与能力。我们似乎多了一些功利性，或者过多地焦虑于文学内部的价值，或者干脆觊觎某种文学奖项。
在这样一种背景里，《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彰显出它的特立与独行。集子中15篇作品只是黄传会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些作品，尤其是其中描写军旅生活的作品里，我读出他承继了当年的文学“轻骑兵”的写作伦理，他被当下中国社会急速变革的生活所感染和震撼。尤其是近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刀阔斧、蹄疾步稳，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当下的军旅文学显然没有跟上现实步伐，许多作家还滞留在那些琐碎的军营生活中，又或者沉浸于历史话语的重新阐释与故事的传奇讲述，以寻找新的叙事空间。文学未必完全与生活同步，但如此严重错位不仅违背了文学的本质，也与读者的期待相去甚远，这种境况显然需要加以改变。黄传会在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的同时，不忘经营形式上更为短小精悍的中短篇报告文学，显示了他对急速变革的现实生活的敏锐回应，颇值赞誉。
3.《海天魂》是个短篇，它的产生过程最为典型地诠释了文学“轻骑兵”的精髓。黄传会采用第一人称，以及元小说的方法，展开了对辽宁舰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陆基模拟训练时，因战机突发机械故障壮烈牺牲事件的叙述。这篇报告文学只有短短的15页，但作家抓住了人物活动的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结构，仍然“完整”而细致地将英雄张超的面貌与内心的状态描写出来。而对险情的描写则采用了摄影中特写镜头的方法，清晰地将惊险的细节推至读者的眼前，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黄传会的语言既不华丽，也不夸张，相反，很朴实；但由于他注重捕捉最能表现人物内心状态的细节，仍然产生了撼人心魄的文学性效果。比如，“如果把舰载机着舰比作‘刀尖上的舞蹈’，舰载机飞行员无疑是‘刀尖上的舞者’。航母虽然是个庞然大物，但驾机从空中看，却像海面上漂浮着的一片树叶。着舰区域就更小了，加上航母不断地纵横摇摆、上下垂荡，海上气流也不稳定，驾驶战机精确地陷落在阻拦索之间，好比是百步穿杨。”语言简洁有力是黄传会中短篇报告文学的另一特征。
《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的写法与风格与《海天魂》同出一辙，也是第一人称。从结构的角度讲，黄传会充分利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上及转换场景的方便，将现时态描写与历史的回叙融合得浑然一体，了无痕迹，这一点也显示了作家的文学性功力。这个不到6页的超短篇，其实主要是对历史的回叙，仍然是选择几个历史节点上具有典型性的细节，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只是一个叙述的支点，用这个支点来撬动历史。黄传会报告文学的画面感很强，如果拍电影，我觉得可能都不需要导演做“分镜头”；有如中国水墨大师在宣纸上的挥墨点染，看似随意为之，却是笔笔有来历，既有内蕴，又见性情。比如开篇第一句“我站在这片甲板上”，多么好，既有实在的物像存在，又给读者留白了无限的想象空间。隔了两行的又一句也特别好，“我终于站在这片用特殊钢材锻造成的甲板上”，既有递进的关系，又有丰富的隐喻。从结构上，它又前后照应，结尾还是这一句“我站在这片用特殊钢材锻造成的甲板上”“墨绿，浅蓝，深蓝……”有着对未来的无限想象与憧憬。难怪有论者将此篇称之为散文性的报告文学。从文学性，或者韵味上，这篇作品更接近散文是不争的事实。
4.我觉得没有必要将集子中的诸篇都做这样一个略微详尽的分析，因为这两篇足以代表，或表征《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这个集子，以及黄传会的中短篇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特征与写作风格。集子中可圈可点的篇章还有很多，包括社会题材，黄传会都是从独特的角度切入，进行细致描写与深刻剖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很是不易。
我很欣赏黄传会在“前言”中转引的观点：对一个时代而言，总是存在一些让人们最为焦虑和痛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前行方向。报告文学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用文学性手法真实地捕捉、记录这些时代弄潮儿的身影与灵魂，既为当下计，也为历史谋。
黄传会正在这样地努力与奋斗着。
太行山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读报告文学《永远的李保国》
2016年9月20日，话剧《李保国》在河北省邢台市举行首场演出。作品从“农民李保国”“教授李保国”“亲人李保国”三个方面，塑造了李保国的光辉形象。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近期读到两部叙写农业科技专家的报告文学，各得其神，自具特色，我以为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值得一读。一部是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另一部是徐富敏的《永远的李保国》（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袁隆平的世界》中的人物，是“世界的”袁隆平，早已享誉中外。作者从“人就像是一粒种子”起笔，真实地、气韵生动地呈现出袁隆平这一座“稻田里的雕像”。《永远的李保国》写的是河北农业大学已故教授李保国。这是一位普通得像农民一样寻常的科技工作者。太行山作家徐富敏以报告文学作者特有的敏锐和热忱，用质朴而又厚重的笔力，在人物故事的叙述中，写真写实了李保国精神品格的“永远”。
《哥德巴赫猜想》《祖国高于一切》《大雁情》等作品通过大写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大潮，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至今依然让读者感到振奋。今天的社会语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科技强国、创新转型，更需要科技工作者立诚报国、精进科学。在砥砺奋进的新时代，涌现出了许多这样的专家学者。李保国、黄大年等就是其中的典型。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已大不同于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从报告文学到“非虚构”，显示着这一文体表达社会生活内容具有无限的广阔性。但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真实地报告李保国这样的时代典型，以此弘扬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是这一文体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选项。仅从这一点看，徐富敏的写作就很有意义。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规定了它的报告对象对于作品价值生成具有某种前置性的影响。作为作品叙写客体的李保国本身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时代典型。李保国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体现着“心系群众、抓实苦干、奋发有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因此，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写的先进模范人物。而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的最终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作品具体生动丰满的非虚构表达，将生活中的真实典型，坐实为具有纪实美学价值的文学形象。徐富敏的《永远的李保国》，在将生活中的人物转化为非虚构作品中主人公的过程中，是用心用力的。作品对李保国的形象再现，真实可感，真切感人。
空洞无“我”，是先进模范人物写作一个普遍的不足，这影响到这类作品的读者接受和传播效果。所谓“无‘我’”，一是作品不见所写人物“这一个”的“我”，所说套话空话“普通话”比较多；二是缺乏作者之“我”对于所写人物独特的认知感悟和思考把握。这样生活中的人物自然就不会在作品中站立起来，更不要说感染读者。徐富敏是一个有经验的作者，他自觉注意规避这些问题。读《永远的李保国》，我觉得作品在写人夯实、叙事落细、矛盾存真这三个方面是很见叙事意义的。这三点共同指向报告文学文体立命的真实。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是其价值生成的前提，是报告文学有“我”的关键，是作品接地气、聚人气的保障。
李保国教授坚持35年，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太行山区的科技务农富民和生态建设，这是现今许多同行难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是他独特事迹和崇高精神的基点。是什么支撑着李保国的人生选择？对这一有关人物价值取向的“大逻辑”，作品给予了充分的叙写。李保国心系太行，源自1981年春天大学刚毕业随专家考察太行山的所见，“那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太行山老革命根据地：黑洞洞的土坯屋，拉满蛛网的房梁，打满了锔子的水瓮，一张破席的土炕，鱼鳞状的被子，苦涩的糊糊”。李保国深受触动，他说：“太行山的父老乡亲富起来了，我的事业才算成功。”李保国科技务农，不把服务作为生财之道，“我始终认为，农业是公益事业。给农民服务是公益，给农业企业服务也是公益”。正所谓“理想成就事业，境界决定高度”。这是李保国“这一个”思想的独特，精神的独特。有了这样的独特，人物的人生行旅自然与众不同。作者将人物的精神世界凸显出来，为人物形象的真实还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文学虽然不同于小说，但它的基本构件同样是人物和故事。《永远的李保国》让李保国“永远”的正是一系列具体的有表现力的故事和细节，只不过不是小说式的虚构所得，而是基于作者深入采访和发现的客观真实的存在。新异的故事构成作品的情节，具有表现力的细节让人难以忘怀。徐富敏的叙事是落细的，动人而传神。现代人一般总是向往或安于城市的现代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但李保国为了他的事业，把自己变为农民，把农民变成专家，“把老婆孩子都接到这儿”，在太行山前南峪“安家落户”。李保国“有三个家，一个是城市里的，在保定河北农业大学家属院；一个是太行山里的，在各个帮扶基地；还有一个是流动的，就是常年穿梭在山地平原之间的那辆越野车”。这里的叙述没有高大上的形容词，有的只是简单的记写，但静默的文字却将李保国这位当代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的形象树立了起来。
另外，徐富敏在再现李保国这一时代楷模时，没有对现实的存在和人物自身作纯化过滤而是注意在矛盾中存真，在求真中表现出李保国的精神崇高。如科技扶贫中科学理念与农民经验守成的矛盾，如人物自身性格的缺陷，李保国有专家式的执拗，“生来就是这个急脾气”。更重要的是李保国身体上有缺陷，他是一个病人：已患重度糖尿病18年，患甲亢10年，患重度疲劳性冠心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创造了许多科技富民、美化生态的业绩。
李保国曾说：“愿做太行山上一棵树。我的根，永远扎在这里。”是的，李保国的精魂已化成太行山上的常青树。徐富敏的报告文学《永远的李保国》，则将这棵长青树塑造成一座矗立在太行山上的新的精神丰碑，永远。
既“身入”又“深入”
——读长篇报告文学《万里长歌》
援疆，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伟大壮举；援疆干部，是伟大壮举的实施者。陆原的长篇报告文学《万里长歌》宛若一曲长歌，歌唱出一个时代的大爱，一份大爱的人性，一种人性的力量和温暖……真是“车师古道金鼓擂，玉门关外春风烈”。
《万里长歌》以中央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战略部署为宏大背景，以第八批浙江省援疆工作为主要内容，以一批援疆干部和各类教师、医师专业人才为代表，讲述了发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三年间的援疆故事，生动呈现了他们“干在实处精准发力、走在前列创出特色”的援疆业绩。作品以翔实的内容，饱含激情地刻画了他们心系国家使命、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以现实主义手法，为其人其事纪实，再现了他们勇于担当、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了他们身上所折射的时代精神和人性光辉。
可以说，《万里长歌》以内容的厚度、思想的深度与艺术的高度，挖掘并呈现出时代壮举中典型的人物形象，可谓多年来全国部分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缩影，书写了援疆干部这个特殊群体的壮丽诗篇。
由走近到走进，写出了内容的厚度
报告文学是一种“艰辛”的文体，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件“苦差事”——需要走出书斋，走近且走进生活，了解真情况；既“身入”又“深入”到最基层，挖掘正能量。报告文学，的确是一种用脚走出来的、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文学体裁。
为了写好《万里长歌》，陆原在采访与创作上下了大功夫。2015年12月20日，陆原不畏天寒，赶赴新疆阿克苏开始采访工作。采访20多天后，他就写出上万字大纲。2016年3月2日，他再赴新疆，连续采访了三个多月，先后到阿克苏地区11个市县，采访省市援疆指挥部和当地群众500多人，他的采访笔记足足记了12本共计15万字，搜集了三大箱400多万字的纸质资料……艰苦的采访，真实的记录，陆原获得第一手鲜活的素材，保证了作品内容的厚实可信。
报告文学作家需要吃透自己所掌握的素材，这是一个孕育、生产的过程，身心就是一个熔炉，将素材锤炼成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的创作，就像将高粱酿成美酒，需要发酵。为此，在创作阶段，陆原同样经历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挑战。他以忘我的写作态度，写出了将汗水与热血倾洒在那片土地上的仁人志士沉甸甸的分量。
由感动到感悟，写出了思想的深度
对于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来说，思想深刻至关重要。因为思想的深度，直接关乎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作品的质地，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存在价值。
品读《万里长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尽管“每个去援疆的干部人才，家家都有或多或少的难事”，但在他们心里，“家事再重要，也比不上国家援疆使命重要”。从中不仅仅会感叹于作者笔下的边陲风情及援疆干部的奉献故事，而且在掩卷之际，有所思，有所悟，进而明白什么，选择什么，坚定什么。
作者对援疆干部工作生活的感受，丰富而深刻，并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方法，因而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能反映出社会生活广阔而丰厚的内容，体现出他们的思想及精神实质来，生活本身的思想意义也随同形象而展现出来，而读者通过形象去认识生活现象本身时，又能从中感悟到其思想意义。
由发现到表现，写出了艺术的高度
在文学参与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报告文学是最佳的文学体裁，它肩负着时代“新史记”之重任。这就需要用报告文学塑造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作者讲述援疆故事时，远离夸张猎奇，远离浮泛的抒情格调，作品真实、形象、感人，文风朴实优美，情节跌宕起伏，生动地再现了浙江援疆干部的援疆历程，塑造了血肉丰满的援疆干部形象。
在讲述典型人物故事时，作者立足新疆地方风情，注意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将援疆地区的人文历史、自然地理、经济建设等资源，与人物的工作生活融合到一起。同时，作品的章节标题与内文小标题，别具匠心，诗意盎然。如《戈壁煮雪》《春风绘蓝图》《发芽的希望》等章节标题，《理想之花的绽放》《那一场大雨是老天的泪》《倾听精神的歌吟》等内文小标题，像一顶顶漂亮的“帽子”，引人瞩目。这些文学的表现，皆可增添作品的艺术性、可读性。
报告文学创作，不是缺少题材，而是缺少发现。处处是题材，如何去选择符合社会文明发展方向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审美要求的，符合市场元素的，这需要作家去发现创作题材。发现了好题材，最主要的是用文学性的手法表现出来，生动、形象、鲜活，进而让读者由感染而感动，由感动而感悟，进而引领读者的精神追求与人生价值取向，这是作品艺术的高度。
讲好中国故事，唱响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报告文学大有用武之地。实践证明，社会生活并不缺少英模人物，关键是报告文学作家能否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进一步说，并不缺少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关键是能否把英模人物形象发掘并表现出来，彰显作品内容的厚度、思想的深度与艺术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