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批评家吉尔·德勒兹曾用“批评与临床”命名自己的著作。以“临床”隐喻“批评”，是精妙而妥当的。一则，暗示“批评”与“临床”相同，说到底都是研究人的学问，指明了文学批评最终应关照的对象；二则，“批评”与“临床”都应是关切具体对象的，具体的文学作品如患者，各有各的症候。即使是同一类作家，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都不能一概去批评，而是要以“临床”的态度，关切具体的文本，发现其中的复杂与矛盾。

　　张莉的《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收录了其当代文学批评论文多篇，无不呈现出德勒兹所称的“临床”品格。张莉的批评能将研究对象纳入特定的网状谱系，纵而关注文学历史的流变，横而考察不同文本产生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以《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以赵树理〈福贵〉和余华〈活着〉为视点》为例。旷新年认为《福贵》是一篇“明显为了配合政治宣传而写作的小说”，而张莉则指出《福贵》的写作并非是“配合政治宣传”而出现的后来者；恰恰《福贵》的写作是产生“配合政治宣传”这种思想的现实。历史的图景是借助一个当代批评概念重构的，而重构历史亦是为了返回当代。《活着》也许并非对《福贵》的反动，可能是一种文学史的继承。历史与当代间展现出的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迁移，更多的还有错位与颠倒，而有意义的批评会在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中寻求解答。

　　《魅力所在》特别注意群体与个体的复杂关系。《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人的战争〉、〈我爱毕尔〉》就以三位性格迥异的文艺女性分析一个时代集体的文化心态。小说中女性的恋爱情结都是借阅读产生的，阅读是主动行为，更是个体私密的行为。因此在一般的解读中阅读都是个体自由意志选择的体现，而在张莉的批评中提出了新看法：一个时代的阅读，不可能脱离一个时代集体的价值取向。新时代的女性似乎自己抉择爱情，但她们的视界不可能逃离所处的时代，她们的个性就像她们的阅读行为，选择看似是自由的，但可选的目标却是既定的。最后，文章将视域扩大到作家的写作行为上，认为作家的写作行为永远是作为集体经验的书写。

　　《魅力所在》中，张莉以一位批评家特有的敏感构建了其批评的主体性。她以客观的态度去怀疑那些既定事实。书中单独列出了“女性写作与性别叙事”一章。张莉不赞同“女性文学”的概念，她更愿意以“女性写作”来界定研究的范围。她的批评并不提倡完全以生理属性对立男性与女性，或者简单以生理结构的相似性而将所有女性划为同类，她更看重一位女性的成长历程。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