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作家群一直在以自我确证的方式，建构属于自己的民族性审美叙事形态。他们“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格绒追美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书写，又努力拓展自己的意义边界。康巴文学作为藏族文学的一个分支，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从文化属性来看，康巴作家群不仅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从文学属性看，可视为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作家群乃至创作流派的雏形。

　　自然特性对康巴作家群体创作的支配性地位尤为明显，可以说他们的作品是自然心性的产物，我称之为自然心性中的文化寓言。对自然的悟性源自独特的民族生活经验，与其所处自然地理密切相关。雪域高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他们创作形态的摹本。生活在川西北高寒之地的人们，与自然环境抗争的方式跟内陆不同，他们能够承受困难和打击，又服从着自然的规律，如同藏族谚语所说：“没有翻过险峻高山的决心，永远到不了开阔的平川。”他们崇奉这样的道理：“与其像狐狸拖着尾巴逃跑，不如像猛虎在战斗中死去”（四川藏区谚语）。

　　康巴小说中的背景往往被仪式化。背景太强烈了，半透明式地反映着永恒。雪域高原是取之不尽的自然描写源泉。它是视觉意象，但也代表了某种“内在的”东西，可以直接构成完整的隐喻象征：“康定溜溜的云”、跑马山、雪山峡谷、草原寺庙……这些充满寓意的自然物并非仅仅满足视觉感知，也不仅仅是可供感知的美学景观。由于背景太强大，天地自然成为了叙述主体，人在其中反倒产生主体间性。

　　从小说叙事看，在康巴作家群笔下往往呈现着“自然逻辑”的解释方法，很少用宏大叙事的标签，而是运用从自然中体悟的民间思维来形成浪漫想象。康巴作家擅长将藏族民间叙事传统中的经典母题、隐性主题、英雄传奇等融入叙事，大量创作人物和地方的视觉意象，并试图转换成他们解释现实的意象，通过象征性确立“自然性”审美叙事形态。亮炯·朗萨（蒋秀英）长篇小说《布隆德誓言》，写一个康巴藏区古老大家族如何从远古的“白狼部落”演变而来。达真的“康巴汉子”，格绒追美《隐蔽的脸》中头顶乱蛇堆的“扎噶神山”非常具有震撼力。这些描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模仿，有自然大于艺术的隐喻。康巴作家有资本这样写，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不同于被现代主义统领的内地。他们的叙事逻辑不是资本的逻辑，而是自然的逻辑。自然本身就构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系统。即便是写忍耐、坚毅这些人的品性，也爱用自然的譬喻：藏地有一种“红色的小虫子”，小孩子常把它滚着玩，滚来滚去它生气了，“嘭”的一声就把自己爆炸了。藏族作家爱用这样的比喻反衬人要懂得忍耐。又如色达女诗人黄小蓉写格萨尔王的长吟诗，从自然中借喻了神性。这些比喻已经被自然逻辑改造过了，同时还隐含着藏族的风俗，对于藏族人来说，一下子就明白了。用今天的理念看，这种自然智慧是有价值的，写出了人与自然的多维世界，使支配现实生活与人的心灵世界的要素多了起来。

　　康巴作家的创作给人以空间感强、时间感弱的印象，很多作品空间实写而时间虚写，结构自由。小说的结构大多根据“自然”的节奏，结构的起点通常为自然的安排。达真的《命定》故事开始于“天空和草原渐渐地分出两大色块，带亮的色块作为黎明的代言者拉开了白色的天幕……”格绒追美《隐蔽的脸》则用“转世”构筑叙事性结构，编织情节，使小说获得叙述的自由。在这里，“自然”像诗一样，是一种旋律，一种景象，一种真理。自然把人的心性打开了，为了自然结构的合理不惜召唤出另一个世界——心灵的世界，并把自己投射到这个世界中审视自然与现实，互为镜像。

　　康巴作家群有着疯狂的文学生产力，他们娴熟地把传统藏地的自然神话与对现代社会所做的解释复合在一起，形成寓言式写作。他们也是一群较为年轻的作家。整体来看，标志性事件识别欠缺，导致很多作品看不到民族变迁的过程，这是不足之处。如何解决在凸显自然性的同时兼顾历史叙事，是康巴作家群接下来要做的事。

　　（作者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