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每一棵树汇聚一起，构成一片森林的形象，每一位党员的行为，同样树立起共产党的形象。1973年我入党时，举起右手向党旗宣誓，这个动作激励我为银幕写作之时，永不忘记把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和希望代言在银幕上……

    在银幕上向同志致敬

    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我怀念那些离去的好同志，那些已融入我的情感，并被永远拷贝在胶片里的蒋筑英、孔繁森、雷锋、牛玉儒……这些光彩的身影在银幕间，构成了大众可见的党的形象：

    蒋筑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是死后被追认的中共党员，是一代中年科技工作者的典范（电影《蒋筑英》）；孔繁森两次援藏，捐躯高原，被誉为领导干部的楷模（电影《孔繁森》）；牛玉儒被胡锦涛总书记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贴心人”（《生死牛玉儒》）；曾联松是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有过两次入党的经历，他把对于党的热爱和忠诚都融入到国旗的设计之中（电影《共和国之旗》）；雷锋的战友乔安山，直到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后，56岁加入了共产党，现在是雷锋精神的传播者；崔福顺是朝鲜族女党员，因见义勇为收养烈士遗孤而传为佳话，电影表现了新疆与延边朝鲜族之间民族团结的故事（电影《良心》）；女法官尚秀云挽救了上百名失足少年，她是优秀的党员，家长和孩子亲切地称她“法官妈妈”……

    我坦言，在我创作的党员形象中渗透了我对同志们的致敬和热爱，从他们身上体现了党的宗旨，我有责任艺术地传播他们对党的情怀。

    特别是《建国大业》的创作，再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宏图大业，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党的地位。

    想起那些可爱的同志，我的职责就是到生活的底层，寻找他们播撒在民众心中情感的种子。他们和我一样，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也是血肉之躯。雷锋、孔繁森都死于车祸；蒋筑英、牛玉儒被病魔击倒。但是，他们以服务人民为荣的信仰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永不背叛对党的誓言，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写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时一位群众对我说：“我们评价干部就一把尺子，看他是为自己捞好处，还是为百姓谋利益。”

    纵观我笔下的共产党人，无不连在一条红线上，那就是在干群、党群关系上做文章，特别是党员个人利益与群众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就卓见人物的党性了。我举个例子，自身患了癌症的牛玉儒，却关心奶农饲养的奶牛所患的乳腺炎，他知道患乳腺炎的奶牛就会影响产奶量，少产一吨奶，农民就少收入1700多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些宝贵的细节对揭示人物心灵，展示人物性格，决定影片是概念还是形象，是说教还是情感，是虚假还是真实。我用生活的细节焊接艺术与生产的接口，源于生活的细节是最能打动人心的音符。

    人民憎恨腐败，赞美廉洁，当我想到阿里高原上的孔繁森，身为厅级干部却背着药箱，给藏族聚居区的牧民送医送药，为收养孤儿，他3次卖血。我访问了他所有亲人，大哥孔繁华说起卖血的事情，止不住泪水流下来了：“知道繁森卖血，俺家里寄几个钱去，也不能让俺兄弟卖血啊！”这些缘于生活的情感，流入剧本的字里行间。想一想那些挥霍人民财产的腐败分子，人们怎能不爱孔繁森，透过银幕那美丽的光束透视共产党人的那颗跳动的心脏，点燃观众心中不灭的理想之光。

    打动心房与赢得票房

    我之所以在年轻时加入共产党，不能排除受到电影中共产党员形象的感染，《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许云峰，革命信念高于天、坚如铁，正是因为这样一些肯于为信念而捐驱的人，这个党才有力量。今天，在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改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一大批肯于奉献的党员，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大发展。

    题材无禁区，编剧有立场。当下电影盛行娱乐至上、消遣为王、调侃戏说、恶搞经典的商业化风气，我不想跟风飘，不愿随人后，坚守自己的追求，选择自己感动的人物，面对市场的要求，我知道坚守主旋律的创作是需要勇气的。

    主旋律电影就没有票房吗？反腐倡廉的电影《生死抉择》创下1.4亿票房；《不该发生的故事》表现党员的承包的影片，那时票价只有几元钱，也达到上亿票房。事实说明，在外国大片猛烈的枪战和震耳的厮杀中，中国观众仍然关注和喜爱那些代表人民利益和时代精神的艺术形象。在经济转型的时期，银幕形象传递着一种精神和信仰。我不怕别人说我写了“教材”，没有入流“娱乐好玩”的商业片。至今，我还记得肖尔斯评论《蒋筑英》的话：“即使《蒋筑英》电影只有一个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拥有众多观众更有价值。岳母只给岳飞一个人刺上‘精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马。”这样的评论时下已经少见，就一部影片而言，社会效益永远高于经济效益。只要有真诚，就会有感动，感动人心是艺术的本质追求！

    我很欣慰，北京一个家长携全家人陪自己读高三的儿子肖迪来看《生死牛玉儒》，后来这个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离开雷锋的日子》北京市有185万人走进影院，创下北京市至今最高上座人次；《良心》在上海的票房达407万元，大光明影院首映那天1400多名观众，看完电影不散场，四处找募捐箱，观众当场为烈士遗孤解囊捐赠了2145.40元，这说明爱是能够传染的，心灵是可以点燃的，那些播撒精神之火的共产党人，改变人们对于政党和社会的看法，提升了他们对生活的自信和态度；《建国大业》反映新中国成立，大批明星怀有爱国情怀踊跃加入，创下高票房的市场效果。

    电影是要看票房，更要看感动多少人的心房，让人们看到群众中涌现出的杰出的党员形象，再次温热他们的心窝。每一位感动人心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形象，都会坚定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念，这是情感的影响力和征服力，尽管人们看到了社会中像韩桂芝之类买官卖官的丑恶行径，看到了某些干部腐败堕落的现象，但是，我用银幕来证明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这些共产党人坚持党纲，坚守信念，必定会铲除党内腐败，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小康理想的核心力量，我的目标就是这样的群体——近8000万党员同志，多么大的观众群体！

    鲜明的个性与一个共性

    如何写好当代共产党人？首先要知道好的党员在哪里？作为原创者，必须到生活的底层去寻找他们与群众结下的感情，熟悉和体验这种感情，才能创造人物。

    由我编剧的电影中的共产党员都有鲜明的个性，也有一个共性。当他们举起右手向党旗宣誓的时候，他们的左手没有伸到党和人民的口袋里捞什么东西。他们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不欺负老百姓，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我向他们靠近，我为能在电影中创造他们的艺术形象而欣慰，我为这些电影能受到大众的喜欢而幸福。

    说到底，因为他们的形象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群众才走进影院去观看代表他们利益的艺术形象。当少年犯罪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时，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在庄严的法庭上走来了共产党员的“法官妈妈”。在北京市海淀法院深入生活的日子，我被尚秀云的事迹感动，为了改造好一个少年犯，多少次去管教所，看望那些被她审判过的失足少年，她无数次到中小学宣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默默地为公正司法而工作着。这位女党员博大的爱心感动了多少失足少年和家长。《法官妈妈》电影在少年犯管教所放映时，400多名少年犯都感动地落泪，拉着尚秀云法官的手说：“如果我出狱了，能遇到你这样的法官妈妈，我的前途就充满阳光。”

    人们需要这样的党员。电影需要这样的形象，走进他们的情感领域才能发现共性中的个性，才能找到震动我的戏剧因子，才能感受那金子般闪亮的信念：

    “为了祖国的光学事业，我只能一支蜡烛两头点。”（蒋筑英）

    “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这就是我的活法！”（牛玉儒）

    “人的最高境界是为别人，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是为人民服务。”（孔繁森）

    “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别人不学雷锋我不能不学！”（乔安山）

    “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法官妈妈）

    “国家强大，国旗才伟大。”（曾联松）

    正是找到了他们精神世界的矿脉，推动我去挖掘、去探知，抓住他们独特的性格，创作出新颖的角色，刘佩琦出演我笔下的乔安山，成为华表奖和金鸡奖的双料影帝，奚美娟因演《蒋筑英》妻子得了首届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共产党人也是人，银幕上必须创作出个性来，有个性才有艺术性。

    以同志的名义，把那些忠诚于党的好同志的形象搬上银幕，愿群众喜爱的党员形象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里，也是我的追求和信念。

    （王兴东 电影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