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纳街景

瓦尔纳印象 张晴滟 / 摄

瓦尔纳印象 张晴滟 / 摄

　　脑中保存的有关历史的知识随之被点击打开。14世纪起，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巴尔干半岛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长达5个世纪。沙俄想征服君士坦丁堡，首先是要打通黑海通往地中海。自彼得一世起，沙俄屡次对土耳其发动战争，顺便在保加利亚攫取了领土和特权。随着东方帝国的衰老和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巴尔干地区成了欧洲列强合纵连横的政治舞台，为此也得了“火药桶”的外号。俄国与土耳其的第三次战争失利后，1886年，保加利亚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沙皇企图迫使保加利亚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遭到失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的“危急”局面——史称“保加利亚危机”。俾斯麦对保加利亚的评价兴许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的。作为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人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后裔，这位史上最著名的铁血首相利用巧妙的政治外交手腕，带领统一了的德意志在这场东西对抗的政治格局中崭露头角。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历史似乎折回了原点。两次战败的德国两次崛起，而今还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中心。而我这一趟飞行，正是从欧盟地理、政治、经济的中心飞向它的最边缘——地处黑海西岸的港口城市瓦尔纳。 

　　我入住一幢苏联风格的海滨高层酒店，建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土木结构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至今仍矗立于一片片低矮的建筑群中。饭店内部装修陈旧，大堂循环播放着十年前流行过的英文歌曲。酒店的屋子很小却很干净，屋内唯一的电子设备是一台迷你电视——需要前台提供的遥控器方能开启。电视遥控坏了，也许是前台拿错了，或者电视早就坏了。他乡与故乡，时差不过五个小时，时光却仿佛倒退了二十年。是夜，恍若置身于一部独立制作的低成本科幻剧，不知今夕何夕。 

　　天未亮，海鸥的叫声将我唤醒。推窗出去，便见一片青蓝的黑海，天水相连。据谷歌地图推断，一望无际的天边外，应是格鲁吉亚的巴统（Batumi）。瓦尔纳和巴统隔海相望。1920年，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青年斯大林曾在巴统地区组织过工人示威，这件事后来还被布尔加科夫写进了戏剧。巴统旧名科尔希达，是希腊悲剧中的女主角“美狄亚”的故乡，也是古希腊的阿尔戈航海家远征寻找金羊毛的地方。考古学家在利昂尼河谷的山坡上发掘出了大量金质的文物。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感情纠葛背后其实是希腊殖民者对东方掠夺的写照。公元前500年，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亲自参加的希波战争，最后以希腊的胜利告终，其影响之深远，一是战争结束后，提洛同盟转化为帝国，对内实行奴隶制民主在海外开始推行帝国统治；二是开创了东西对峙的格局，化作亨廷顿口中“文明的冲突”，一直延续至今。 

　　步行穿越市中心，沿途路过中心广场，西侧是修缮过的古老欧式剧院，东侧是前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行政大楼，东西并置，各司其职。这儿离海边不远，海鸥和野狗四处觅食，动物与人各行其道。与爱琴海的岛屿不同，黑海边很少见到野猫。领队Asen说，因为海鸥吃猫——这个说法瞬间解构了契诃夫那出同名经典剧目。保加利亚男子的体型与俄国人相仿，外貌像土耳其人。他们的发际线很高，看看该国历史人物的黑白照，男子到一定的年龄，十有八九都是谢顶。 

　　瓦尔纳大教堂是一座美轮美奂的东正教堂，每夜有几百只海鸥在其上空盘旋。在这样的场所，贫穷而衰老的妇人佝偻着背，不需买票就能进入祈祷，祈求心灵的慰藉。这座教堂正对面就是资产阶级观众活动的世俗教堂——瓦尔纳历史最悠久的欧式剧院。是日，剧院中演出的剧目是由美国著名电影导演伊森·科恩（科恩兄弟中的一位）编剧的《几乎就是一个夜晚》（Almost an evening）。这是一出亵渎宗教的“元戏剧”（Meta-theatre）——自我反射式“戏中戏”。上帝上了台，与演员互相斗殴，口吐保加利亚语脏话，由于字幕问题，我们这些外国人不清楚笑点在哪，只能傻坐着。本地观众分成两类：有的笑疯了，有的不胜其烦、长吁短叹……不过，基本看不到提前退场的。光怪陆离也好，丰富多元也罢，不失为保加利亚文化现状的一种写照。 

　　斯洛文尼亚Liubliana剧院的导演Jernej Loranzi带来了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这应是此次戏剧节中最烧钱的一部制作。大剧场的舞台上满是光鲜亮丽的演员，还配了一个弦乐四重奏乐队，外加一位爵士女歌手。这般规模在我国的国家大剧院也许不算什么，但在经济不景气的东欧，算得上奢华了。在去年斯洛文尼亚的马尔博尔举办的戏剧节上，这出戏囊括了全部大奖，可谓载誉而来。不过，依我看来，这番荣誉大多归于文学。导演想处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关系，无论是花哨的表演、地板上翻滚的床戏和现场伴奏加唱的形式，都要刻意削弱文本的深度。与现实脱节的演出充斥了浅薄的摆拍，从而减弱了情感力度。卡特琳娜的爱和死都是出于无聊，一方面，她的情欲被鲜活的细节真实“表现”；另一方面，她的悲剧却被无动于衷地抽象“表述”。作为家暴的牺牲品，女主人公最后加入了象征“伏尔加河”的四重奏乐团，完成原文中跳河自尽的命运。演鲍里斯的男演员令人印象深刻，可惜最后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歇斯底里的表演，嘶鸣般的现场演唱放大了角色的痛苦，然而，“情绪崩溃”是胡椒，调味可以，撒太多菜就难吃了。不过中产阶级观众看到他们自己的痛苦被宣泄，心中还是相当感动。 

　　戏剧节的工作完成，我亦加入了参观郊外修道院的旅行。保加利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东正教有不少苦行僧隐居在这样的山岩修道院中。陡峭的岩壁被修士们凿开，生活条件极其简陋，日常供给全靠外界用吊桶输送。这些人怀着伟大的受难精神，生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死后葬在他们苦修的岩洞中。白胡子导游向我们介绍了保加利亚人的宗教信仰：绝大多数是东正教徒，也有一小部分是奥斯曼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我联想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巴尔干的冲突史——半岛上连年的战争有其深刻的宗教背景。罗马和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各统治了五百年，拜占庭帝国也曾利用东正教对抗保加利亚人本生土长的宗教，比如崇拜以骑马者为形象的马达拉骑士（Madara Rider），不过，东正教在后来的绝对优势应归功于沙俄的影响。 

　　从修道院回来的路上，保加利亚剧评人Milena让我对当地的政治现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Milena是个东正教徒——东欧剧变后，过去的无神论者大部分信了教。有趣的是，我在当地遇到的东欧戏剧人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意识形态宣传的反感。华盛顿共识的宣传在东欧年轻人心中起了逆反作用——究其原因，看看瓦尔纳大街上年久失修、无人问津的私宅小楼就能略知一二。谈到今天的民主生活时，她说，保加利亚知识分子面临一个无奈的选择：在筐里的两个烂桃中挑一个相对新鲜的。政治体制的变革未带来经济发展，人民的幸福感也是遥不可及。于是，大家都回到了教堂中。然而，低度开发的经济也使瓦尔纳的历史人文景观以及自然环境得到了保护。当地物价不高，民风淳朴。与黑海对岸的格鲁吉亚一样，在保加利亚政治经济外交中影响最大的外国势力是美国。 

　　为期五天的访问结束后，我们离开了美丽而宁静的瓦尔纳。在索菲亚转机时，众人话别，各奔前程。来自英国的戏剧人马克·布朗塞给我一份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小报，作为飞行中的消遣。对他而言这张报纸自然不是消遣而已。这位国际托派誓死捍卫的除了本地足球队之外，就是这份报纸上每期都刊出的党章。在瓦尔纳时，恰逢棱镜事件被披露，一次去剧院的路上，我们有过一番与艺术无关的谈话。他说：“美国已经不行了，还是你们中国人厉害，用几十年的时间把我们花几百年才干完的事儿都做了。我去非洲某某小国，看到你们的人在帮他们造政府大楼！”我毫不犹豫地答：“这招是跟你们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