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病榻上瘫卧了多年之后，是之走了，飞进天国那无尽璀璨的艺术家群星之中。这对他，或许是种解脱，但对许多人来说，是种悲哀。是遗憾的悲哀，是不可复制的艺术的悲哀，是回忆的悲哀，甚至是连想象都失去了对应的实体的悲哀。因为再飞扬的想象力也无法描绘他在舞台上的魅力。他活着，哪怕如他晚年，只是僵卧着，面对他，你仍能在脑海中鲜活地呈现出他鲜活的舞台形象。可是他走了，永远地走了。只能在胶片和磁带上看到他、听到他独特的既是生活的又是艺术的台词。但是再逼真的影像和录音，也不能替代直面演出的灵动，那是直接拨动你心灵的对话呀！没了，以后再也没有欣赏他演出的幸福了！但他，只承认自己是“演员”，“演员于是之”，这就是他的名片。如他一般的人、名人，太少了，太少了！

　　可是我一直把他视为学者、视为作家、视为一本艺术教科书，但他不是官员，即令是剧院的院长对他也不大合适。假如你和他曾经品酒聊天，假如你读过他写的散文、剧本，假如你见过他因为什么为难事，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而失态，你就会懂得我说的是真话：他是谦和乃至柔顺的天才的文艺大师，在舞台上他能逼真地塑造各种各样鲜活的人物，但在生活里却演不好官员。于是之杰出的演艺生涯被官职掐断了。这损失再也无法弥补！

　　我从小就是他的“粉丝”。从《龙须沟》开始，我就迷上了他的演出。1956年上大学之后，由于校舍就在东城海运仓，常常去剧场看话剧，他就成了我醒里梦里的明星。我完全想不到，我会有和他合作的幸福。1977年，我的电影剧本《火热的心》因那时可以理解的原因，未能投入拍摄，却受到了北京人艺的欢迎。

　　感谢北影优秀的制片人，我半师半友的戴浩先生，他那时还没从“历史反革命分子”莫须有的罪名中解放出来，“文革”的阴影还笼罩着他，但他那杰出艺术家的敏锐，还是催促他不计功罪，为刚从泥淖中露出头来的电影四处寻觅合适的剧本。他为我的《火热的心》能够拍摄八方奔走，我至今难忘他率领我冒着大雨到凌子风家中动员他拍摄此片，煽起这位号称“疯子”的大导演的疯劲儿。然而，那时或明或暗的政治漩涡还有随时让人没顶的可能。这个被认为彰扬周恩来总理的剧本，在虽无明令，却有暗示的规定下（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品，要排排队，要先写毛主席，才能再写别人）黯然止步。我想，是戴浩的倔强和汪洋厂长的默许，让戴浩把我带进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胡宗温大姐的家。这真是让我永难忘记的一次会面。为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一部剧本，竟然惊动了那么多老艺术家：胡宗温夫妇不必说，还有刚刚解禁尚未恢复工作的电影家、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他们听我讲故事、和我一起激动，并且商议，由胡宗温大姐向北京人艺推荐，由司徒慧敏向原北京人艺党委书记赵启扬推荐。这样，我这北京人艺的铁杆拥趸，连一纸提纲也没带，就在北京人艺的大会议室里向我一直心仪的艺术家们开讲了。这是今天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事。压抑既久，爆发愈烈，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当时就决定排演此剧，立即建组。我也立即开始动笔写戏。那是1977年夏末秋初的事。我在秋风和冬雪中俯身在“一张会唱歌的桌子（桌面裂成三块板的学生的课桌）”上，记录我的感奋、激情，望着渐渐发白的窗子，听着妻儿的呼吸和呓语，常常为我的剧中人流下泪水。黎明，我带着稿子奔往北京人艺，向演员们朗读我内心的真情，和他们一起激动。我怀念那样的日子。说这么多，是为了引出于是之，引出我和他的见面，那是令我永生不会忘记的见面，那样平凡，又那样刻骨铭心。

　　这戏，写一幕排一幕，进展非常快。我每天都在排练厅里学习梅阡导演和年轻又才华横溢的林兆华导演的调度，随时准备修改台词。戏已经开排，但还不见扮演老中医丁文中的于是之上场排戏，一直由仲跻尧在排。那一天，他忽然笑着对梅阡导演说：“今儿我来来。”梅阡也笑着点头：“成了？你来！”然后拍拍掌，对大家宣布：“今天，是之排。”大家来了劲，都准备看他怎样入戏。我第一次看他在排练场排戏，心里一股胆怯之情，我怕他瞧不起我这青涩的外行的台词。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作曲家朋友请我去听交响乐队排练他的处女作。那些乐手们，在演奏间隙，用一阵轻蔑的哄笑让我的朋友涨红了脸。我也怕我的大师嘲笑我的文字。在我心惴惴中，他登场了。他在一阵爽朗的笑声中提一根我在戏中没有说起的手杖出场了。是，比我心里想的丁文中还像丁文中。我心里一阵激动。可是他一张嘴说话我又怕了：他说的根本不是我写的台词。我自以为那是我字斟句酌写的合乎角色的台词，怎么不入他的法眼？他说的是我写的台词的大意，他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错，他像我写的丁文中，可他的话不是。当然有时候像，“三颗醉枣，一杯热茶”，他说得不但像，而且入神，再配上他手中的手杖，一位活生生的丁文中站在我们面前。可他怎么不说我写的台词呢？我们俩必有一个……或者我们俩还没有对上槽。我正犯嘀咕，梅阡在我耳边轻声说：“这是他的习惯，先不拘于台词，而是先找准人物的感觉。怎么样？像吗？”果然，吃中饭时节，他对我说：“甭着急，我得先琢磨像角色，再背词儿。您觉着我像丁文中吗？”我说：“您比我想得还像，可少点儿老中医味儿。”他拍拍我的肩膀，笑了。他能对我这样一个戏剧学徒如此谦诚，使我由衷感佩。后来，他演的丁文中身上总让我觉得他是位杏坛高手、国之圣医。他的台词也说得精准，而且不但像生活，比生活更有滋味，也更有舞台艺术的韵味。我一直追求又有“舞台腔”，又有生活韵味的台词，反对硬搬“生活”原样的话。于今，能说这样好台词的演员不多了。而且，我得承认，这个戏里有我的 “私货”：我内心里是想塑造两代知识分子在灾难当头时的高风亮节。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为原则而献身的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和道德价值观念。我在这戏里，通过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以表达我的知识分子观。但是，这观念在那时，是难于大声说出的。这部戏，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我希望艺术家能细腻地，而不是“招人物议”地表现出我的这个隐衷。我感谢北京人艺《丹心谱》剧组全体艺术家，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创作出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我常常坐在剧场的最高处望着这些犹如我的亲人们一样的知识分子，而泪眼模糊。如今，我向是之的在天之灵稽首，你们曲折而又生动地为知识分子吟唱了一首抚慰心灵的歌。

　　几年后，我们又就如何深入角色内心，塑造形象的问题聊天。那是一个夏天，在几杯混合药酒下肚后，谈起美国名演员德斯汀·霍夫曼，他暂别影坛，到百老汇充电，扮演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中的主角威利。导演一开始并不看好他，霍夫曼对导演说，请允许我请一个星期假，那时候我来见您，您再决定我是不是适合扮演威利。一个星期后，霍夫曼来了，他推开门，靠着门框，直勾勾看着导演。导演惊叹地叫道：“天哪，你就是威利！怎么搞的？”霍夫曼告诉导演，在他看来，威利是为生活所迫，患上了精神病，或者至少是个忧郁症患者，有轻度分裂症、幻想症，他的目光就应当是这样的，而霍夫曼扮演这类人物是非常在行的。霍夫曼的这段故事是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书名已经交给了遗忘，内容却依旧清晰，因为那天是之的感叹，如今还清晰地回响在我耳边。那时，听完我说的故事，他掬着小酒杯，激动地说：“看！这才是演员！永远，永远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主见，绝不顺大流，有独到的东西。唉哟，这路演员，咱上哪儿找去？那得有学问呐！”我忘了他那时是不是已经当了北京人艺的第一副院长，反正还住在剧院楼上那个一间半屋子里。他的“演员”称谓里有多少他的希望他的追求他的梦想，那天，我听见了我理解了，那是一种真正艺术家崇高的追求和理念。这不单单是谦虚、低调等等人品的自律，而是对演员这一职业至高无上的尊崇和自尊，这是他以生命来殉他所热爱的表演艺术的宣言。所以，当他因为不逮之故而在台上偶尔说错了台词或者表演小不如意，谢幕时他会眼含热泪，向观众鞠躬不已，越到晚年越是如此。对观众和艺术的尊重已经深入他的灵魂深处，与生命成为一体。他演《请君入瓮》时，我坐在剧院前排，看着他努力重心上提，以与他年龄不称的青年步伐来对付那台上一道斜坡时，我心里一阵紧张，生怕他跌跤；而他在《洋麻将》中和朱琳大姐的演出总让我悲从心来。他俩表演的那抗拒“棺材瓤子”的无奈心态，让我满含热泪。记得当时人艺剧院的一位朋友在我耳边说：“不是这二老演出，谁能拿下这戏呀！以后看这类演出机会可不多喽!”我记得清楚，那时节我俩都差点哽咽出声。于是之一直说他不会朗诵，可有两次，他给我朗读他写的《祭母文》和《假如先生还活着》（纪念老舍先生），那深情而压抑着内心激情的微微抖颤的声音，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朗诵。泪水慢慢地流到他的嘴角，声音却不曾被打断，依旧平缓而深沉。这需要有极大的控制声音的能力和技巧。他的“声音化妆（造型）”的本事极大，看《茶馆》王掌柜，三幕三种声音，每一幕还由于情节不同而有细微的声音的变化；《骆驼祥子》里，他扮演的洋车夫老马，那台词每一句都可以作为戏剧学院表演系台词课的教科书。可他愣说，他不会朗诵。大约是反对那种只听见共鸣的叫喊，听不见内心情感波动的所谓的朗诵吧。或许是我的孤陋寡闻，我未曾见到过他在电视中的朗诵，或是他不愿将自己认为的“不行”去糊弄观众吧，这是他在艺术上极为严肃和慎重的表现。他甚至说，倘他去考戏剧学院，凭他的“神头鬼脸”和“二把刀”的台词，一准被刷下来。我想，这是他认为未来的表演艺术家应当从小就得文化和技巧功夫硬，而不是光看长相。

　　他对剧本要求极严。我的剧本必得先读给他。剧本不能中看不中演，不中读。所有的人物他都问个够。这位爷，哪儿的人，有什么爱好，有什么口头语儿，爱吃什么，乃至穿着打扮都问个六够。有一次他指着我剧本中一位女士说：“兄弟，这位不行，看出来，你对这路人不熟。大凡风骚成性者，在人面前，都像圣女贞德，哪有这么公然招呼的。”这真是对我切实的指教。有一次他比较喜欢我的一个剧本，我以为应当由谁扮演那个角色，就学谁的台词风格来为他读剧本。他笑着说：“赶明儿就贴个告示，说苏叔阳读新剧本，5毛一张票。”那时看一场话剧8角钱，我念一场5角，够厉害的。他说：“真的，这是征求观众意见的好办法，要是观众压根儿就听不进去，咱就趁早儿收摊儿。人家爱听，提意见，咱就好好改，多好！”也许这是他的玩笑话，可惜，这成了幻想，更可惜的，是他那样从心里往外笑的模样，我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却见过他在《茶馆》复排的排练场里，他一言不发，突然嘴哆嗦着双手高举起一把茶壶，朝地上猛然摔去，茶壶被摔得粉碎。那次我吓坏了，急忙忙走了，因我不是北京人艺的员工，是偷偷来看排练，来学戏的，这是他当了院长之后的事。

　　从此，我悲哀，悲哀他被一把根本与他绝缘的椅子架空了，离开了地面。其实离地不高，只一尺左右，但他下不来了，被一根不是艺术的绳子捆在椅子上。这让我想起老舍先生的台词：“这是谁的主意呀！”我们后来还合作过，但主要由于我的原因，我怕官，怕给人家惹麻烦，怕让人说我走人家的后门。我的不该有的知识分子的臭清高，让我失去了许许多多向他求教的机会。连过去每年春节都去他家拜望的惯例都取消了！是之，我在你的灵前忏悔，我没有遗忘你的倾心指教，永记您在我踏上艺术之路时的支持，没有以您为代表的艺术家在《丹心谱》中的创造，没有北京人艺的艺术家的支持，也没有我在中年的艺术爆发。我的路从您身边开始，我也必会走下去，哪怕拄着拐杖，哪怕爬行，也会坚持到终点。因为你的眼睛在我面前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