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薇·纪莲近照

《六千英里之外》剧照

希薇·纪莲轻轻松松“六点钟”

　　在10月24日至11月24日的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上，希薇·纪莲绝对是最耀眼的超级巨星。1981年，希薇·纪莲进入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两年后即赢得了瓦尔纳国际芭蕾舞大赛金奖，得到努里耶夫的赏识并很快被晋升为首席。那一年，她年仅19岁。如今28年过去，她首次来北京的演出也已过去了13年。在这期间，她在事业当红之际出人意料地从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跳槽到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并不断游走于古典芭蕾和现代舞之间，成为与芭蕾保守派不断斗争的“斗士”和“不小姐”。这一次，她带来了三位著名现代舞编导威廉·弗赛斯、马兹·艾克、依利·基里安为其量身定做的组合作品《六千英里之外》和取材于法国名著《茶花女》的古典芭蕾《玛格丽特与阿尔芒》。 

　　记者：13年前您在北京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和现在演的《六千英里之外》很不一样。您从古典芭蕾转向现代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希薇·纪莲：大家经常认为，我从古典芭蕾转向现代舞是随着时间改变的，其实不是的。我想更关键的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不同风格的作品、喜欢不同形式的表演方式。我很年轻就成为了明星芭蕾舞演员，大家看我的时候都觉得我是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古典芭蕾舞演员，而且我也常常以这样的一种资历接到各种演出邀请，比如在英国、美国，他们都以一种传统的古典芭蕾的要求邀请我去演出。在这期间，其实我就很少有时间去关注其他风格的舞蹈形式，很少有时间去见其他的人；尽管我也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尝试，比如拍了一些电影，但真正创作的时间相对就比较少了。当时我觉得，古典芭蕾我已经演了不少，应该去见一下别的导演、编舞，要尝试一下别的东西了。所以，这种变化不是说一下子从古典就转变到了现代，这样的想法在我身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 

　　记者：您对古典和现代两种类型的舞蹈都有涉及，您是怎么看待古典跟现代这两种舞蹈概念的？这对您来说有分别吗？一定需要做出选择吗？ 

　　希薇·纪莲：我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们说，只有好的舞蹈和坏的舞蹈，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这样。同样的，我们有好的演员，也有坏的演员。好演员演好的这个经典，或者坏演员演坏的现代作品，实际上都是这种情况。如果作品或者演员本身不好的话，任何一个类型都将面临灾难。 

　　我个人非常想不断地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尝试不同的风格和表演方式，所以我一定要离开。我不喜欢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当中。 

　　记者：在您的舞蹈事业正值顶峰之时，您选择了离开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离开古典芭蕾，也是因为这个想法吗？我记得，当年您离开巴黎时《费加罗报》曾称之为“国家的灾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造成您的“出走”？ 

　　希薇·纪莲：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时，我很幸运，我们有努里耶夫，对当代舞蹈的追寻是我在巴黎歌剧院碰到努里耶夫的时候改变的。努里耶夫非常棒，他并不是把那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因为他在全世界都可以走动，他要去看不同的东西，他要去听音乐会、去看不同的剧、尝试不同的舞蹈。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自由的精神，但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工作的氛围不太符合我心里追求的东西，尽管那里的人都很好。为什么？因为我属于一个大的团队，团队的愿望与个人的选择，它们之间往往有一些差别。我个人非常想不断地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尝试不同的风格和表演方式，所以我一定要离开，最后我确实也离开了，来到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记者：您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找到您所想获得的了吗？有人说您常常说“不”，这样一种叛逆精神或者说“坏”名声会不会给您的舞蹈事业带来某种压力？ 

　　希薇·纪莲：其实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一直也很传统、保守，但我跟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不一样的，对我的约束相对小一些。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别的东西，去更多别的地方。我离开了芭蕾舞台，大概就是所谓的叛逆精神吧；我经常说不，经常对一些知名的芭蕾舞团甩手走人，实际上是我不喜欢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当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自己做决定，自己做选择。大家都知道，舞蹈演员的艺术生涯是非常短暂的，我不想花所有的时间去完全服从、盲目地做别人叫我做的东西。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有一些东西不是我喜欢，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和经历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在这方面，即便做错了，我也要自己承担自己的选择。这要让别人理解并不容易。一开始我离开芭蕾舞台时，有人跟我说，这样做完全没有意义，你运气这么好，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芭蕾舞团，为什么要走？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走了，我要到别处去看一看、去尝试新的东西。那么，我要为选择承担责任，就要不停地奋斗，也赢得了一个不好的名声。这个坏名声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坏事，我们经常说喜欢园艺也并不是坏事嘛，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敌人全部埋葬在自己的花园里。唯一让我有点郁闷或者痛苦的是，我要给自己强加很多东西，并且必须去面对。本来如果没有这种名声的话，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现在障碍在那，我只能去克服它。不过没关系，它可以锻炼我的性格，可以历练我的人生。 

　　我是不同的我，同时也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我与不同的的人物不断地进行着一种复杂的组合，最后呈现为一个艺术的状态。 

　　记者：《六千英里之外》这组作品包括了《排列组合》《再会》《27分52秒》三个作品，您在其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些角色您会做怎样的诠释？ 

　　希薇·纪莲：《六千英里之外》这部作品是由三个现代芭蕾构成的，第一个是弗赛斯的作品，我和尼古拉·勒里什一起演出，他更多是代表了一种数学的性质。弗赛斯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他利用了这种形式，进行了组合，同时运用了这种节奏。里面有很多即兴的元素，这是一个在建构、结构组合的过程中来演绎的剧作。一方面，它有既定的秩序，同时在固定的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第二个剧作更多偏向于一种情感，讲述一个人物，所以不是那么抽象。它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在不断地审问、审视周边的东西，她在思考、想象自己的未来。 

　　记者：这次演出的另一部作品《玛格丽特与阿尔芒》，听说您曾多次拒绝了努里耶夫的邀请，但最终又接受、决定出演。为什么拒绝呢？后来您决定接演时有没有设想过，假如这个演出获得的评价并不好，最糟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希薇·纪莲：我一开始就看了这个作品芳婷版的视频。其实，我本身并不太喜欢这部作品，拒绝的理由就这么简单。后来芳婷去世了，那个版本是她盛年时的作品。我们知道，在她的盛名之下，英国人对重新诠释这部作品和玛格丽特这个角色是有自己的独特期待的。这是第二个原因。我就考虑到英国人心里的那种期待。当时我想，也许到时候会挨批评家骂呢，努里耶夫跟芳婷的合作已经很好了。我看了视频后，我觉得自己可以来演，也许我会喜欢这样一部剧。因为我看作品时的那种感觉，它就真的像舞台上的一个精美首饰一样，各方面都非常好。从音乐到编舞，整个时间性都非常紧凑，编舞也非常出色。这是一部精简版的《茶花女》。我后来就说，不管批评家怎么看，不管他们怎么骂我，这也值得。于是就决定跟尼古拉一起来演这部剧了。 

　　记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您曾说过，自己是一个比较害羞内向的人。但实际上，您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时给人的印象却完全不一样，您是怎么克服这种心理的？对您的舞蹈事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希薇·纪莲：我害羞是什么时候呢？有时候可能是跟三个人一起吃饭、一起谈话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小厅里面见面，我会感到有点忐忑。但我在舞台上就一点不害羞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一个谜吧。就像有些人，她面对3000人、面对5000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时，她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晚上跟我们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反而不自在。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了，我还是在不断地进步。关于这种挑战，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到了一个山的峰顶，我们还不应该停下来，于是就会不断地攀登、超越，不满足于自己已经了解、获得的东西，而是不断地满足自我和观众的期待。 

　　记者：有的观众可能觉得看不懂您的作品，但在行家看来，您的舞蹈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特定的内涵，您是怎么达到让观众看懂你的表演、跟观众进行交流的？ 

　　希薇·纪莲：我们经常会遇到不同的编舞家，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跟编舞家相处往往也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始终有传递信息的这样一种愿望。我个人一直喜欢通过自己的姿势、节奏、身体去跟公众进行交流。我想，我一旦站到舞台上之后，这时跟公众的交流就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演员展示在公众面前，但我是不同的我，同时也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我与不同的的人物不断地进行着一种复杂的组合，最后呈现为一个艺术的状态，但实际上又很难回答也很难解释。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求新、求变。我特别想知道，有什么东西是您在工作中不能摒弃掉的？您觉得，一个舞者的最高境界或者您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希薇·纪莲：我始终觉得，不能摒弃的东西有两样，第一是才华，第二是坦诚。一个人有才华又坦诚地面对作品的话，她演出的东西就能够触动、感动我们，我就非常愿意走进她。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打个比方。有时候，当你登上舞台时，一下子所有的时间感都发生了变化。在舞台上，我们感觉时间过得非常慢，好像自己已经不存在于现实当中了。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感觉时间停止了下来，或者是延时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感觉、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恰恰在我们的舞者表演时感受到了这样的体验。时间延长之后，我们甚至可以退后一步，像观众看表演似的，来审视自我的表演。这种状态在舞台上时有发生、难以解释，但确实经常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舞者的境界吧。